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少年大志 能文能武

张伯哲（1920—1950）原名张开明，是广东普宁燎原镇泥沟村人，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在家中排行老四。

1937年抗战爆发时，17岁的张伯哲在普宁兴文中学读书，受进步教师启发和抗日报刊熏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发奋刻苦学习。他在自己书房用楷书写下南唐诗人李煜的《浪淘沙》以示明志，提醒自己时刻不忘报效祖国。

青年张伯哲

1939年春，张伯哲转到揭阳南侨中学读书，不久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转到潮州省立韩山师范，历任学生党总支组织委员、韩山师范党支部书记。

1940年，潮、汕相继沦陷，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张伯哲领导韩师学生一面与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一面动员学生展开募捐支援前线将士抗日，成为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分子。

1943年，张伯哲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学习（前面有两篇文章提到张伯哲上的是广西大学的资料有误，此处更正一下）。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的景象，便于1944年7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广东抗日游击东江纵队。

不久，张伯哲奉命回家乡筹建抗日武装，他在潮汕地区建立了多个情报交通站及“一八六师榕江扫荡队”，历任韩纵二支二大队政委、一支一大队政委等职，由一介书生成长为身穿军装，腰胯驳壳枪的飒爽军人。

（二）潜入台湾

1947年1月，已经担任中共潮安县工委书记的张伯哲，受中共香港分局派遣前往台湾（当时两广地区党的工作归香港分局管辖），从事发展党组织和地下情报工作。

于是，张伯哲匆匆回家与父母、亲人拜别，他只是告诉家人准备前往台湾“执行任务”，这次相见，成为他与家人的最后团聚。

如今的泥沟村牌楼

临行前，张伯哲意外见到了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放假回家的陈仲豪，此时距离他们从韩师毕业各奔东西已过去了4年多。陈仲豪还有半年即将大学毕业，俩人都没有想到，半年后他们在台湾又相见了。

等张伯哲到台时，已先期潜台的谢汉光接组织要求，给他“物色”了公开身份——台中莲花池林业试验所公务员。其秘密身份则是中共台中地区工委书记，领导组织台中地区党的地下工作。

九月份，大学毕业的陈仲豪来到台湾，在基隆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展开地下工作。当时，来到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主要在学校和政府部门任职，按照中央的指示从事地下工作。

青年陈仲豪

张伯哲迅速与中共台湾省工委接上头，积极在台中地区发展地下党员和支部组织，收集台湾相关情报，再由交通员或自己亲自转交给台湾省工委主要领导人，最后由大陆派遣的情报人员带回大陆。

（三）掩护战友撤退 自己坚守岗位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军队如潮水般退向台湾。中共也秘密派遣地下工作者混杂其中潜入台湾，为解放台湾做准备（内应）。

陈仲豪所在的基隆中学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建立的一个重要据点，其机关报《光明报》就是在校内秘密编印的，为配合大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光明报》向台湾民众发动了一轮新的宣传攻势。

在地下党员、校长钟浩东的支持下，林英杰（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陈仲豪等负责编辑组稿，然后在学校后山的山洞秘密印刷，钟国员负责刻钢板，张奕明（女）负责将印好的报纸及宣传单送往台北，交给当地的秘密据点分发。

《光明报》及宣传单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怒，因为它甚至被误塞进了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的办公室以及蒋介石的士林官邸。

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其独裁统治，于5月20日颁布了台湾《全省戒严令》，下令特务组织疯狂搜捕党的地下组织。

8月14日，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被捕，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光明报》负责人林英杰当即指示其他同志立刻离开学校隐藏起来。陈仲豪、陈少麟等同志及时逃离了出来。

而张奕明、钟国员、方弢等人随后被捕牺牲（张奕明是张伯哲的堂姐，1945年与丈夫方弢入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被捕，12月10日与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等四人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成为最早一批在马场町就义的潜台地下党员，牺牲时年仅31岁。方弢同时被捕，翌年11月牺牲，年仅39岁）。

林英杰立即通知台中工委书记张伯哲掩护陈仲豪撤退，张伯哲先将他带到谢汉光所在的台中郊外一个农场隐藏几天后，又转移到梁铮卿任技正的台中另一个更偏僻的畜牧场的鸡棚里躲藏起来。

随后，张伯哲和梁铮卿为陈仲豪办了张假身份证，易名“林辰康”摇身变成药店老板，两人还为陈仲豪修改了发型，并换配了一副棕红色塑料框架的近视眼镜，以谈生意的名义乘车去到台南。最后，陈仲豪在台南警察局当差的表弟帮助下，于当年10月6日安全返回汕头。

陈仲豪老人

然而1950年初，随着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的形势更加严峻，台中地区的特务组织开始大肆搜捕地下党组织，张伯哲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安排战友迅速转移隐蔽。

3月的一天，谢汉光收到张伯哲通过一位陌生人递送的紧急信件和30 元经费，也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侥幸躲过四处追捕，后来隐姓换名在台东大山里的高山族小村庄隐藏了三十八年。于1988年趁台湾“开放探亲”之机，才回到大陆。

（四）被捕就义 追认烈士

1950年4月5日，张伯哲不幸被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抓捕，先囚禁于台中监狱，随后被当作重要“匪首”解押到台北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关押。

在狱中，张伯哲面对酷刑折磨坚贞不屈，坚不吐实。他严守党的秘密，没有出卖任何同志。国民党当局见无机可乘，便于当年12月8日凌晨，将张伯哲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年仅30岁。

张伯哲牺牲后，由于无人收尸，便被草草掩埋于台北六张犁乱坟岗。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93年，这一片乱坟岗才被一个“土公仔”老人（专门按家属要求，从已经倾塌的老墓里捡出已故亲人的骨殖）意外发现：3012 （墓区编号）张伯哲 男 31岁 广东普宁人 枪决日期：1950-12-8（此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协会”后期整理的烈士资料）。

而大陆的张伯哲家人，一直没有亲人在台湾的任何消息。即使在历次“运动”中，家人因他“不清不楚”的“海外关系”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也一直不忘寻找他的消息。父母在临终前还专门交代孙辈们，一定要找到四叔张伯哲的下落。

时间来到1988年，返回老家的谢汉光，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费劲周折打听到了战友陈仲豪老人的消息（已从汕头大学退休），经过一番奔波、递交材料，终于在1994年恢复了党籍，安享晚年。

这自然牵扯到张伯哲、梁铮卿的身份确认，直到1996年1月，张伯哲、梁铮卿的身份在陈仲豪、谢汉光等人的证实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家属也领到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1996年4月5日，普宁市人民政府在张伯哲烈士的家乡——燎原镇泥沟村召开了追认张伯哲为革命烈士的纪念大会。

随着台湾六张犁公墓“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名单的见诸报端，张伯哲烈士的亲属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了亲人的相关资料。又经过几年的查询和周折，张伯哲烈士的侄子张庆民终于联系到台湾地区的政治受难者协会，查找到张伯哲烈士骨灰的存放地。

2012年6月15日，在时隔六十二年后，张伯哲烈士的骨灰终于被侄子辈带回大陆，家乡为他举办了庄严的安葬仪式，张伯哲烈士终于安息于故乡的土地上。

2017年，已经94岁高龄的陈仲豪（1923—2021）老人专程从汕头来到了普宁市泥沟村，祭扫老战友张伯哲烈士的墓冢，并献上了花圈。

祭奠完战友，老人又迫不及待地要求陪同家属带他去烈士故居看看。看着烈士的事迹展览和遗物，他深情地讲述起两人同窗三载及台湾岁月的点点滴滴：“我和伯哲两人，如兄如弟。伯哲帮助我进步……，帮助我逃离险境……。”

“而他却坚守岗位，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讲着讲着，老人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革命老区泥沟村烈士展览馆

如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烈士墙上，张伯哲等几位潮汕籍烈士的英名也赫然在列。

致敬！隐蔽战线上的英烈们。那段尘封的历史，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令世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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